军阀混战的一九一六年，我的故乡桑植县土匪如毛，派别林立。那时豪绅分成城乡两大集团，都想把桑植控制在自己手中，明的武力火并，暗的勾心斗角，加以天灾和土匪为祸，使得农村破产，哀鸿遍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这种匪绅横行、民不聊生的局面，桑植人民渴望有一个男耕女织、盗匪绝迹的太平环境，盼望有一个救民于水火、除豪强扶贫困的清官。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一九一八年，贺龙同志随湘西靖国军林徒轩部回到了桑植。贺龙同志在芭茅溪两把菜刀起义，杀税警，打豪绅，为民办了许多好事，桑植县妇孺皆知。听说贺龙同志回来了，人人喜笑颜开，奔走相告。

  贺龙同志回乡后，首先动员自己的亲属、朋友 参加 他的队伍。不久，以打硬仗出名的王东海带人投奔了他，作恶多端的土匪尚文阶众全被贺龙同志消灭在廖家村、万民岗等地。贺龙同志的队伍由百多人发展到数百人，成立了一支剿匪安民的农民武装一桑植独立营。那时，我时常到营部去，见他经常下乡了解民情，老百姓也常常到营部来找他反映情况。

  这时候，他取缔了原有的一切苛捐杂税，只征收一种特税，即种的人必须缴纳的税金。这样一来，防止了地主豪绅对人民巧立名目的敲榨勒索，农民的负担减轻了，部队的给养也有了来源。在商业方面，他鼓励工商业者、小商小贩积极经营。记得当时四川省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湖北的来凤、咸丰、宣恩

  等地的商贩，为了安全和不缴苛捐杂税，放弃近路不走，绕道桑植去津市。那时的桑植，真能够说是一片太平繁荣的景象。

  没有多久，军阀马纪祥率部进驻桑植。他们人、枪都比贺龙多，但军纪很坏，老百姓请贺龙想办法。有一天，贺龙同志获悉马部全体军官在桑植西门陈家堂开会，就采取果断措施，率手枪队一、二排突然冲进会场，缴了马纪祥旅的械。军阀安万龙、向业广两人率部取道桑植去永顺，他们沿途骚扰抢劫，闹得鸡犬不宁。到利福塔时，被永顺刘立仁的团防所阻，发生混战，僵持月余。永顺桃子溪、桐磨坪、细沙坝一带的民房，都被军阀队伍烧毁。贺龙见此情景，甚为愤慨，略施小计，派人与安万龙、向业广联系，称可以派队伍帮他们。安、向二部正疲惫不堪，得此消息，特别高兴。贺龙同志派人带队伍前去，就在当天晚上乘安、向不备之际，将他们击毙；同时，贺龙同志带领人马，从桑植城赶到利福塔，将安、向二部包围全歼，为民除了害，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许多青年参加了贺的队伍。安、向二部的士兵愿意当兵的跟贺龙干，不愿干的让他们回家。这样，贺龙率领的农民武装队伍扩大了。

  当时，湘西一带的军阀，都想扩大自己的地盘，贺龙所处的环境异常艰难而又危险。但他利用军阀之间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的矛盾，周旋其间，化险为夷，不失时机地扩大农民武装的力量。

  约在一九二〇年，澧州镇守使王子斌在慈利县猫儿峪被军阀卿衡杀害，王子斌长子王春初（又名王育寅）闻讯后，聚集其父的旧部，自称司令，要报父仇，但考虑实力不及卿衡，因此没有行动。他见贺龙在桑植每战必捷，是个军事人才，并且还有一定实力，就想把他拉过来。因此，便委任贺龙为团长。当时，贺龙同志考虑慈利、桑植两县的队伍互存戒心，王春初的势力很大，确实是一个威胁。为了缓和这种形势，防止两县摩擦，就接受了王春初的委任。同时，被委任的还有大庸的周朝武，石门的黄虎。不久，王春初就发动了对卿衡的进攻，在慈利哑门关一仗，将卿衡击溃。当时，老百姓在一首民谣中唱道：“贺龙、黄虎、周铁鞭，一炮打到哑门关。”

  战斗结束后，贺龙同志又回到桑植。由于哑门关战斗的胜利，贺龙威名大振。不久，湘西陈渠珍为了拉拢贺龙，委任他为湘西部队第二支队支队长。

  一九二四年秋、贺龙率部由贵州回到湖南常德。这时我住在军需处，认识了前澧州镇守使王子斌的侄子王育瑛。当时，澧州镇守使是唐荣阳。他的部队在九澧一带横征暴敛，奸淫掳掠，作恶多端，老百姓怨声载道，恨之入骨。王育瑛乘机建议贺龙赶走唐荣阳。王育瑛认为：唐荣阳下属多是他叔父的旧部，他可以去策反。贺龙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二天，王育瑛带几个马弁赶到临潭朱家祠堂，派人送信到澧县安乡，请田子云、易正洪两团长来此相商。两人来后，王育瑛对他们说：“老统领（指王子斌)的仇，也就是我们的仇。贺龙替我们报仇，我们该感谢他，拥护他。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唐荣阳荒淫，不得人心，跟他干没有出路。我们该跟着贺龙赶走唐荣阳。”田子云、易正洪同意王育瑛的意见。第二天，易正洪的队伍从安乡开到津市，进逼澧县；田子云的队伍在澧州城内行动起来。在此同时，贺龙的大部队陆续进入县境。大军压境，声势逼人，唐荣阳见大势已去，仅稍加抵御，就带少数亲信向石门洞子坪方向逃跑了。

  贺龙同志进驻澧州不到十天，澧州所有唐荣阳残部均被肃清。这一事件使湖南省长赵恒惕大为震惊，便派代表与贺龙谈判。后来，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贺龙考虑到澧州六县（澧县、安乡、临澧、石门、慈利、大庸）在军事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经济上，物产丰富，临澧又是湖南的粮仓，在这一个地区，可以为百姓多做点事情，就接受了赵恒惕的委任。

  贺龙同志任澧州镇守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农商的措施，得到城乡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声望愈来愈高，实力慢慢地加强。赵恒惕对此十分惊讶，唯恐掌握不住贺龙，准备消灭他，以除后患。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的一天，我正在军需处，忽然见到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陈国钧神色紧张地匆匆往贺龙住处走去。我追上去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说：“有要事找胡子，转来再谈。”

  不到一点钟，便出来了，他边走边对我讲：“马上赶回长沙，不能久停，好危险，差点全完了。”我问他什么事，他告诉我：赵恒惕在

  省里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会上制定通过了包围澧州、消灭贺龙的军事计划，马上就要开始行动，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包乘小汽艇赶来报信的。我问他：“贺龙怎么对付?”他说：“贺龙自有安排。”第二天，贺龙的部队秩序井然、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澧州。

  贺龙同志当澧州镇守使时，我仍常住军需处。他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例如，一面安抚百姓，鼓励耕种、经商；一面整顿部队，训练士兵，培养干部。那时设立了一个教导团，专门培养中下级军官。有一次，我和贺龙谈到教导团，他说：“你看教导团那些人，个个年轻力壮，长得门板高大。训练三个月就毕业，出来后帽子上都要挽圈圈的（毕业后都是军官。军官帽上镶有一圈金边）。不要小看他们，以后他们就是我队伍里的赵子龙哩!”

  当时要见他的人极多，不论是乡下百姓，或城乡各界人士，只要有空他就见。他广泛收集群众反映，采纳正确建议，有时自己也到乡下去调查，同时委派廉洁奉公而又能干的人任各县县长。他对敌人疾恶如仇，对民愤大者绝不留情，对平民百姓以诚相待。在他任澧州镇守使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

  一、开仓分粮。贺龙同志在任职期间，遇上澧州几十年未有的大旱，粮价飞涨，穷苦人民为饥饿所迫，挣扎在死亡线上。为帮助百姓渡过荒年，他发出紧急通知，责令各地士绅富户交出囤积的粮食，又要城乡殷实富户提前交纳三年的钱粮，以救灾民。大地主向应东囤积居奇，储粮甚多，拒绝交粮。贺老总亲自带人，打开向家粮仓，把粮食分发给群众。有人问他：“为何需要这样干?”他说：“我历来主张‘宁让一家怨，不使千家愁’，见死不救，还带什么兵，打什么仗。不但现在这样干，今后我还要这样干!”贺龙对劳苦大众多么关心啊!贺龙开仓分粮的故事，至今还流传在九澧一带，传为佳话。

  二、整顿九澧贫民工厂。津市九澧贫民，原本是九澧各县一些社会人士为失去父母的青年男女和孤儿创办的一个救济性质的工厂。内设纺织、染织、针织、缝纫等车间，还设有半工半读学校。唐荣阳任澧州镇守使期间，不予重视，执事人员贪污舞弊，弄得学校不能正常上课，车间不能正常开工，老师走的走，工人散的散，工厂眼看就要垮台了。

  贺龙同志了解这一个情况后，就召集津市各界人士开会。他说：“这个工厂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你们眼看垮台都不管，象什么话，一定要管好。”他对当时警备司令方玉振说：“钱的来源，你可在特税（税）项目下增加百分之零点五，作这个厂的经费。以后我来检查。”以后，他每次来津市，都要去贫民工厂视察。这个工厂经他整顿后，就办好了。

  三、不谋私利。贺龙同志老家桑植县洪家关的一栋房，只修了一半，几十年没有再修，直到陈策勋要破贺龙家的“风水”，把它烧掉。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房子只修了一半。

  一九二四年秋，我到副官处去玩，正和副官处长董西农，副官熊泉白闲谈。这时，老总进来了。他四周看了一下，便问：“向副官哪里去了，怎么好久没见他?”董西农、熊泉白回答说：“他到桑植洪家关给您修屋去了。”

  看到贺龙同志发了脾气，大家都不敢吱声了。沉默了一会儿，董处长才站起来说：“不光是副官处的意思，参谋长、旅长们都是这个心意。想到您这样辛辛苦苦带着我们干，现在您当了镇守使，连一间象样的房子都没有，所以……”。

  “所以你们的意思都错了。”贺龙同志打断了董处长的话说：“修房的钱是哪里来的?是公家的。这个钱只能用来买枪，发展队伍，怎么可以拿来给我修屋呢?你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么几条枪，到那里都有房子住。如果把这几条枪玩掉了，不但屋是人家的，什么都没有了。”

  贺龙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修夹生了，也不修了，马上叫他回来!”说完就走了出去。

  就这样，贺龙的房子没有修完就停工了。以后陈策勋烧的就是这栋修了一半的房子。

  四、刻苦学文化。贺龙同志读书不多，在当独立营长时，还不能写条子和批阅文件。他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所以工作再忙，每天还要叫文化高的下级教他看书识字。经过他的刻苦学习，不到几个月，他自己就可以写一般的条子和批阅文件了。

  一九二七年夏，我去汉口军需处去办事。一到汉口，我就到汉寿街补拙里十五号找贺龙同志，哪知他已率师北上，仅有几个副官和十多个马弁留守，他们已搬到英租界智明里去了。我找到那儿，从贺植卿处长那儿知道刘家庙兵变的事。

  马日事变之前，贺龙同志已经接触了，这使贺龙在迷雾中看到了光明，他决心跟着走。所以部队的一切行动，都征求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就遭到他的老部下参谋长陈图南、旅长刘燮、团长白文忠的激烈反对。他们看到贺龙不采纳自己的所谓“劝告”，妄图干掉贺龙，由陈图南代替他的职务。

  贺龙同志对此事早有觉察，但仍念他们曾为革命做过一些事情，就耐心规劝他们带队伍北上，继续革命。但这几个顽固分子不听贺龙同志的规劝，在大陆旅馆策划兵变。他们在队伍中散布谣言，动摇军心。陈图南又利用部队几个月没有发饷的情况，大肆煽动说：“我们拼性命由四川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到现在几个月了，还不发饷。不发饷我们就不北上!”陈图南知道贺龙在刘家庙要开动员士兵北上大会，就叫陈策勋（当时在贺龙手下当营长）手下的一个连长，有意在大会上质问贺龙为啥不发饷，煽动士兵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乘乱暗杀贺龙。

  因贺龙同志事先已有所准备，从会场上安全转移，脱离险境。由于贺锦斋旅长和部队中的员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加上贺龙平时在官兵中的威信很高，兵变没有成功。后

  来，贺龙处决了陈图南、刘燮、白文忠。陈策勋见势不妙，逃回桑植老家。兵变由坏事变成了好事，纯洁了队伍，鼓舞了士气。不久，贺龙率部北伐，在河南逍遥镇一仗，大获全胜，使北洋军闻风丧胆，群众个个夸奖，给老总的部队冠上了一个“钢军”的称号。

  金慕儒同志是贺龙同志早年的朋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他都和贺龙同志保持着联系，并为党为部队做过很多工作，是一位可敬的党外同志。《同忆大革命前的贺龙将军》一文是金慕儒的遗作，他写完之后不久就病逝了。